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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晚清一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的修身砺志、勤奋治学、处世为官之道颇受现代人推崇。曾国藩之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可能有诸多因素，但他广泛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才俊智囊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把别人的能力化为己用，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在政治上，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在军事上，他强调“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把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造就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重人、识人、取人、用人是曾国藩的特长。

有一次，李鸿章带了三个人请曾国藩任命差遣，当时曾国藩晚饭后正在散步，他有饭后缓行三千步的习惯，李鸿章不便打扰，就与那三个人在一旁恭候。

散步之后，李鸿章请他接见那三个人，曾国藩却说不必了，李鸿章很是惊讶。曾国藩解释道：“在散步时，那三个人我都看过了。第一个人低着头不敢仰视，是一个忠厚善良之人，可以给他保守的工作。第二个人喜欢弄虚作假，我眼光扫过他时他毕恭毕敬，等我一转身，他便左顾右盼，将来必定阳奉阴违，不能任用。第三个人气宇轩昂，双目平视，始终挺立不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他的功名不在你我之下，可委以重任。”

后来三个人的发展，果然不出曾氏所料。而那第三个人便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他为收回台湾、治理台湾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观人于微”，并且准确率极高，全赖其“积久而有经验”。对于发现、造就人才的方法，曾国藩概括为八个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曾氏求贤若渴，他提出“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敢轻视”。每到一地，每与人通信、交谈，都恳求对方推荐人才。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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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之越广，用之越慎。曾氏用人十分谨慎，恪守“不轻进人”、“不妄亲人”。为此，他高度重视人才的考察，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观人的方法主要是“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对于招揽到的人才，一方面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另一方面量才录用，使人才大多能各尽其职。正是因为曾氏能“冷眼看英雄”，他的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

勤教，就是善于磨砺、促其成才。曾氏认为，人才，特别是经办军国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百砺锤炼出来的。李鸿章是曾氏的得意门生，咸丰十一年，曾氏率湘军攻陷九江，李鸿章从镇江前去投奔曾氏，可曾氏却借口军务繁忙，竟然没有相见，甚至在别人面前对李鸿章出言相讥。其实，曾氏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也是曾氏培养学生的一片苦心。此后，曾氏对李鸿章进行了严格打磨。李鸿章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曾氏的苦心栽培，终于把李鸿章磨砺成了晚清的擎天一柱。

严绳，就是严加督责、清慎诚戒。曾氏律己甚严，“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对待下属也是严加督责，使下属都能“循循于规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对幕僚言传身教，要求属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对属下的管教，能区别不同对象，不同对待，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则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体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曾国藩为政四十年，幕僚共计四百多人，大部分都被他培养、推荐为朝廷、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众多名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曾国藩的重人、识人、取人、用人已成一体，体现了一代宗师的颖悟与睿智，今天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应该从中受到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