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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洋

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和主任，博雅特聘教授，是金融40人论坛成员。2016年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2008、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2008年、2010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8年）；被评为2006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是Financial Times A-List成员，Project Syndicate专栏作家。

现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发展、新政治经济学

教授课程：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演化博弈和制度分析等

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完成现代化的最后冲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对关键性问题进行构建，核心是以理性来看待市场行为主体，协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职能分工，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的总结，也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为这一宏伟目标服务。为此，从现代化的历史出发，准确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意义重大。  

（一）历史地看，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围绕着市场和政府职能界限的争论，始终没有化解。其原因在于，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市场已经远远不是亚当·斯密时代的市场，而是深受公共目标所影响的市场。市场的优势在于鼓励个体创新，但却不善于解决协作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现代社会里越来越多；市场的反应速度很快，但也常常造成经济过度波动；最后，市场自然带来社会的分化，但社会却不能不关注平等和公平这样的问题。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作用，仍然是现代社会没有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看，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能否建成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经济体系，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对于我国来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 

 回溯过去，我国的现代化之路始于1840年之后的洋务运动，但是，受制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成就非常有限。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技术的落后，而且是制度的落后。随后发生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动荡剥夺了中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机会。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政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重心从救亡图存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面。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和制度转型的双重奇迹。即使以最保守的方法计算，我国的实际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增长了约20倍，超过同期所有大国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我国积极拥抱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时至今日，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民营经济贡献80%以上的就业和三分之二以上的社会总产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改革主要是一个“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被打破，然后又被重新定义。“不破不立”。面对计划经济，“破”是必要的；但是，经历四十年的“破”，今天到了“立”的时候，而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一个着眼于“立”的过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完成现代化的最后冲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这个时期，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同时社会也会发生显著变化，人民的需求将更加多样化。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围绕这一时期的关键性问题进行构建，核心是以理性来看待市场行为主体，协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职能分工，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现代化经济体系呼唤更加理性的监管体系。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人的行为受到许多教条的约束。启蒙运动打破了这些约束，理性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圭臬。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也是因为抛弃了教条，代之以理性的思考和实践。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面临不少问题，比如，在监管领域仍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监管资源分散、监管手段方式单一、监管执法不公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转变监管观念、工作重心和方式方法，推动政府部门从原来的重事前审批更多地转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更多强调“法无禁止即可为”，让全社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从而推动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第二，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为创新构建高效的制度环境。创新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在工业革命之前，重大创新主要是通过政府设立奖赏来推动；工业革命之后，经济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市场因而取代政府，成为创新的主要推动者。今天，我国经济已经非常复杂，一些领域已进入世界技术的“无人区”，在这个背景下，市场必然要成为创新的主体。而政府则要为市场提供保护创新的制度环境，包括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高效运转的金融市场以及无缝对接的技术转化体系等。其中，知识产权是对创新者价值的认可，是创新的催化剂；金融市场为创新提供初始融资，摊薄整个社会的创新成本；技术转化是我国经济的一个薄弱环节，而发达国家在这个环节上的投入远远超过在技术发明环节上的投入，我国需要在这方面奋起直追。未来，我们要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与科技发明无缝对接的技术转化体系等方面下功夫，切实为创新构建高效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强化创新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作用。

第三，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建立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僵化体制，建设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近年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实质是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既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四，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该具有灵活性。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各地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因此不宜采取一刀切的经济管理模式。比如，具体到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各地要采取的策略就应该根据各自所处的阶段而有所不同。在沿海一、二线城市以及内陆的一些中心城市，不适宜再搞外延式扩张，技术创新才是今后发展的出路。在这些城市，市场的作用就应该大一些。而在广大的内陆三、四线城市，工业化尚有深化的空间，政府仍然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可通过接纳沿海的产业转移等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

第五，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该平衡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平衡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许多亟待调整的环节，城乡和区域差距较大，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较低等。这些问题不是市场本身所能化解的，需要从经济体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解决。 

 总之，以现代化的历史为背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我国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我国虽然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后来者，但仅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取得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成就。基于丰富的改革开放经验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可以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汲取养分，并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加以应用，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关键性问题，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为人类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